中国出版网讯  3月26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3讲（总第83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科学传播中心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国盛，作了题为《科学与人文》的精彩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寿山、吴尚之，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八十三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设计和安排本期主题演讲主要有三方面考虑：第一，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振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的源头和血脉。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要求我们推广科技知识、倡导科学精神、打造科技文化。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初步意识到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病灶，由此走向革命的道路。然而在科学和民主问题上的差距使我们对更深层次原因的追溯没有完成。第三，如果能够认真、准确地找到东西方在科学与人文方面深刻差别的原因，双方就有相互借鉴、共享文明的责任和义务。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和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等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于东方社会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弥漫着科技创新、求异思维的氛围，其科研体制方面一些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做法对我们也不无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邓杨/摄）

　　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吴国盛教授首先从现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由来入题，澄清了国人对于科学的误解及误读。其次，从哲学角度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又从中西文化的差异出发解析了为何科学更早地出现在古希腊而不是古代中国，最后通过对希腊数学与中国数学的比较，解释了西方科学精神的起源。追本溯源、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向观众阐释了“科学与人文”这一主题。

　　一、科学概念的由来 

　　谈科学话题最好的切入点是人文，因为首先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和基本的人类文化现象，但同时这个现象又十分稀罕。曾经有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学生给爱因斯坦写信，问到为什么中国文化这么辉煌却没有诞生古希腊那样的科学？爱因斯坦说因为科学是很奇特的，不是所有人类的早期文化里都有科学，在古代只有希腊文化有科学，在近代只有西欧有科学，其他地区的文明无论是罗马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还是印度文化，无论这种文明多么发达，都没有诞生严格意思上的科学。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看成是民族性格、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层次的人文原因。

　　二、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 

　　什么是人文？所谓“文”，在古汉语里是动词，通“纹”，人是通过纹饰、修饰、雕塑、塑造、训练、培养、教化，纹而化之，人是被纹出来的。人为什么是被纹出来的？从哲学上讲有两个前提：第一，人不具有先天本质，后天可塑性极强。比如人类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不是由人类养育，放在狼群里就是狼孩，放在猪群里就是猪孩；再比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可塑性在哲学上讲就是先天本质的缺乏。所有动物都具有一个本质，生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把狼放在猪群里变不了猪狼，一日为狼、终生为狼，而人可以是任何东西。人为什么会缺乏先天本质呢？这里面有一些生物学上的根源。人类进化过程中有两个趋势：一是直立行走，二是脑容量越来越大。类人猿脑容量为700-800ml，而人类扩展了一倍足有1400-1500ml。第二，人是唯一一种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会面临死亡的物种。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这就使得人普遍要求生命本身具有一种意义，这种向死而生的存在激发人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意义就来自文化。人从出生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不同文化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意义，讨论科学问题不能离开对人的讨论。

　　三、为什么科学最早出现在古希腊 

　　中国文化总的来讲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一种成熟的、独一无二的、极端的农耕文化，这种极端性体现在中国其他的文化类型都被农耕文化排挤掉了。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是中国基本上没有海洋文化。再比如商贸文化不发达，自古以来贬低商人就是重农抑商的结果。农耕文化在本质上是定居和粮食生产。人类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定居和粮食生产的农业文明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变的一个根本标志。在此之前采集社会、狩猎社会既不定居也不生产粮食，有什么吃什么，居无定所，到了农业社会人们定居住在一起，种庄稼、养牲口。中国人的定居意识极为强大，讲究安居乐业、父母在不远游。安居意识塑造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特征即熟人文化。美国人没有籍贯，只有出生地，一辈子平均搬8次家，而中国户口本上籍贯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人的传统是不搬家的。中国人有丰富的和熟人打交道的经验。熟人文化铸造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基本上按照血缘文化来构建，这种血缘文化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多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中国人讲亲近，近就是血缘上的近。中国文化的血缘文化是亲情文化，儒家概括“人者仁也”，在血缘社会亲情文化中，人是有情、有义、有爱的动物，无情、无义、无爱禽兽也。中国人的仁爱首先指亲子之爱，这个爱构成了人性的根本。仁爱也可以扩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儒家的仁爱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要恰到好处，把握有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体系严密，儒家文化要求懂“礼”，学礼貌、礼节、礼制，不学礼无以成人。礼数怎么讲究呢？首先从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判断，非血缘关系则看社会实践。所以中国文化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差异化的仁爱里透着动态精神，并非一成不变，通过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感悟亲疏远近。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礼文化，这种礼文化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得意时候信儒家、失意时候信道家，绝望时候信佛家。中国的文化以人为代表，以仁爱为核心。

　　西方文化由以希腊和希伯来为代表的“两希文化”混合而成，希腊代表科学和理性，希伯来代表宗教和信仰。尽管农业革命是世界人类演化史的统一趋势，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西方社会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社会，不是纯粹的农耕文化。希伯来文化就是漂泊的历史，迁徙成为常态，只有时间没有空间。希腊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业生产，只能通过交换和贸易换取粮食，因此自古商贸文化发达，而爱琴海地区适合航海所以海洋文化也极其发达。迁徙成为常态的文化本质上是生人文化，由契约构成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根本，共同制定条约、准则和规则，大家都按照规则办事。整个西方社会强大的法制意识、法律意识都同生人文化有关系，因而走上了以契约为主导的文化类型。在契约社会里，人是具备守约能力和定约能力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体现为西方社会独立自由的核心精神，“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自由女神领导我们前进”等都是讲自由。

　　在中国古代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中国文化中“自由”一词是翻译过来的。中国是一个友亲社会，邻里之间密切联系，不讲个体，群体和集体意识较强。中国人想了解西方文化就一定要花点功夫理解什么是自由。讲自由就是讲自己，希腊德尔菲神庙有一个著名的箴言 “认识你自己”，被认为是希腊思想很重要的主题。中国人认为我是一个函数，随社会关系和社会谱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儒家提供了以“仁”和“礼”作为相应人文结构的文化。西方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是自己，就在于有内在不变性规定了你是什么、不是什么，你就是你自己。西方人考虑自由先考虑自己，而这个自己有一个障碍，根源于固定不变的自我，因而希腊人提供了自由和科学结构的文化。

　　希腊人认为世界上有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这个不变的东西才是世界意义所在。这种不变性、永恒性才是构成自己是自己的根源，因此希腊人在追求自由人性上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通过认知模式、知识模式来达成自由，希腊人认为自由就是通过了解不变性和永恒性能够进入必然性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性及内在逻辑的认识。反之，中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内在逻辑，所有平衡都是相对的，都需要打破从而形成新的平衡。希腊思想一开始就进入追求真理的环节，透过表面纷纭复杂的事物来进入内里固定不变的东西就是希腊科学。自由是理想人性，而科学是它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人文学说，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

　　希腊人意义上的科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没有用途、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为自身的价值存在，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价值存在。无用的知识才是高贵的、自由的知识，有用的知识是奴隶干的，比如学习如何擦皮鞋。任何有用的知识都会消耗在使用中，比如中国有很多绝技失传，因为这些绝技带有特殊的目标和用处，当用处不再，需求也不存在。中国人强调学以致用，嘲笑屠龙之术这类无用的知识。而希腊人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二是科学是通过内在推理、论证、证明、演绎的科学。希腊人推理的基本方式是从前提出发，所有结论都不能超过前提的范围。比如基本的三段论推理，大前提是所有人都会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人，结论是苏格拉底会死，这在中国人看来觉得是废话，所有的演绎科学初看起来似乎都是废话。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从前提出发，前提全是废话，比如点是没有大小，线是没有粗细，面是没有厚薄，听起来和没说一样。

　　希腊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于发现了理性世界、开启了理性维度，理性世界一向支配着人的行为，而我们只是对它毫无所觉，因此理性需要唤醒。希腊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科学，这个理性也可以称之为理念逻辑。柏拉图认为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合理性，尽管有时有所偏离但仍符合基本的理念逻辑。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思想认为人追求自由就是认识理念逻辑，认识到理念逻辑就必然会按照这个逻辑做事情，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人不可能主动做恶、主动犯错误，所有错误都是无知造成的，伦理学、知识论合二为一，无知就是缺德，缺德因为无知，正因为有这样强大的动机，希腊人一直致力于发现理性的科学。

　  四、西方科学精神起源于数学 

　　数学和哲学是希腊两大主要科学门类，年轻人18岁以前学数学，18岁以后学哲学。数学一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能学能教的东西”，希腊人认为学一样东西必须已经懂得它才能学，柏拉图反驳学习悖论时提出学习就是回忆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内在知识，康德把这种先天形式称为感性直观。

　　希腊算术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数理学”，研究数的道理，研究奇数、偶数、正方数、三角数、亲和数，他们认为数包含着世界的道理，能够展现世界种种规律类型。希腊人研究数不是为了计算加减乘除，而是为了揭示数里的规律。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即数，数即万物，每一件事物，小到毛巾、杯子，大到美、正义、理想都和某种数相对应，孜孜以求研究数的各种比例类型。根号2（）的发现使希腊数学遭遇了一次空前危机，历史上称为“第一次数学危机”。在此之前，对希腊人来说数是自然数或是两个自然数的比例，而根号2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两个自然数的比例，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个事情是文化危机，希腊人追求的自由根深于理性，理性根源于数，数出现问题意味着价值出问题了。算术研究进行不下去，开始研究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代表了希腊理性科学的最高成就。学习几何学不只是学应用技巧，更是培养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这个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精神后来从希腊传入整个西方世界。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牛顿原理也是按照《几何原本》的公理、公式一步步推导得来，整个西方科学发展史就是在《几何原本》的逻辑框架下前进的。

　　希腊人相信数的比例既体现在音乐学又体现在宇宙学。音乐学在古希腊时期属于应用算术范畴，研究各个音之间和谐比例关系，而天体就是巨大无声的音乐体系，宇宙一词在希腊语里本身就是和谐的意思。中国和希腊都有发达的天文学，二者均位于北纬30度左右，面对同一片天空，研究出来的天文学却是完全不同的，分析两种天文学的不同之处，就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文化中“礼”和西方文化中“科学”的不同。

　　中国人研究天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首先体现在皇权天授的帝王的合法性上，导致中国天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家垄断，严禁民间私学，因而中国的天文学研究从未中断。中国的天文学主要是忠实记录天象，目的在于破解天机，特别是对国家大事有重要影响的天机，为皇家服务，也为老百姓服务，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上天所揭示的办事的恰当时机。所以，中国的天文学是天空博物学、政治占星术、形象解码学、日常伦理学，却不是科学，它的任务不是揭示规律，而是为上到国家大事、小到日常事务提供伦理指南，国家天文台在古代归礼部管辖，属于“礼”的一部分。

　　希腊天文学资料来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希腊人认为星空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世界，只有一种变化就是匀速圆周运动，一天转一圈，没有生、没有灭。行星的发现使得希腊人面临又一次文化危机，柏拉图学派提出了希腊天文学标准研究方法——用匀速圆周运动的叠加模式来模拟行星的实际运动，只研究行星及其方位，所以希腊天文学是行星方位天文学。托勒密集希腊天文学大成写就《至大论》，在书中构造了完备的几何模型，以描述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全天恒星等天体的各种运动，并根据观测资料导出和确定模型中各种参数，最后再造成各种天文表，使人们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上，预先推算出各种天体的位置。科学必须对世界有一个基本的预示，希腊天文学通过数学叠加的方式精密计算，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榜样。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天文学是科学，中国天文学是礼学，这不是取决于智力水平或理性能力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东西方不同的人性，服务于不同的文化目标。中国的农耕文化、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仁爱文化，一脉相承自“礼”文化。西方文化由契约社会开始，到追求自由人性，再到以知识的方式来达成自由人性，产生了理性科学，寻求永恒不变的确定性，因而走上一条通过演绎方式来寻求和发展的科学道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当今中国人遭遇了空前的文化冲突，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很多来自西方逻辑的挑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应该将中华文化的逻辑同西方逻辑协调起来，求同存异。希望能够通过“科学和人文”这一话题，揭示中国当代文化的深层问题。

现场签名（邓杨/摄）

　　在互动环节中，对于听众提出的内在逻辑如何造成文明冲突、文化间相互学习的现象、现代科学对人文的副作用等问题，吴国盛教授一一给出了精彩回答。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吴国盛教授的演讲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先天的缺失性决定了后天人性养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生命的完成性决定了后天人性和人文形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实际上是说人类生物学的特征奠定了人本身的基础，而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则孕育了人对自身人文大厦的建构。从更大的意义上讲，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基本原理的印证，而这种本体论对认识论的建立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第二，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安于一隅，少有迁徙，包括熟人文化、血缘文化、人的理想、人性与礼的修炼、约束等等。西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频繁迁徙，包括自由的理想人性、对契约规则的遵从、在自由基础上对理性科学和逻辑科学的追求等等。从本源意义上来讲，人最初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别及精神追求，这使得我们找到了不同文明类型、不同文化模式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地理以及环境方面的原因。东方文化讲究仁爱礼义，因为它遇到的挑战大多来自于人际关系或是血缘文化。西方文化讲究科学，因为它遇到的挑战大多来自于自然环境。

　　第三，“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则意味着，只要改变人的社会存在就可以改变社会意识。从这点来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和应用。当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之后，中国人开始进入和融入国际社会，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经验，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倡导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一不显示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天下大同、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一方面中国借鉴西方发展路径上积极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道路模式、执政参政上的协商民主、经济上的两个坚定不移、文化上的事业产业双重属性、儒道释合一的宗教模式，也可以成为西方社会研究和借鉴之处。

　　吴国盛教授的演讲胸有成竹、研究深厚，从生物学讲到人性学、人文学，从东方人文结构讲到西方人文结构，使听众既看到了东西方在人文方面存在的极大差异，又看到了科学和人文内在的关联和相通之地，为更好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弥补科学短板，打造先进科学文化、创新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认识框架。

　　据主持人介绍，2016年第4讲（总第84讲）读书讲坛定于4月23日举行，届时将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政协第十二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主讲《白天走干讲 晚上读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