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新媒体引发的舆情危机与党建创新问题
- 文化部信息中心 罗洪涛 汪淼 于沁
一、网络新媒体与舆情危机
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新闻媒体的主要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以纸为媒介的传统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为主的三个发展阶段,它们分别被称为第一媒体、第二媒体和第三媒体,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网络新媒体被称为第四媒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体及各种应用形式,目前主要有互联网媒体、掌上媒体、数字互动媒体、车载移动媒体、户外媒体及新媒体艺术等。从广义上说,网络新媒体通常是指互联网,互联网并非仅有传播信息的媒体功能,它还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性传递新闻信息的独特优势。从狭义上说,网络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个传输平台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这其中既有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如人民日报的电子版、中国网络电视台等),也有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而诞生的“新型媒体”及各种应用,包括互联网媒体和手机等移动终端媒体,形式有搜索引擎、微博、博客/个人空间、门户网站/网络新闻、论坛/BBS、社交网站、百科、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网络杂志、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播客等。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简称CNNIC)官方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2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23亿。而2011年12月31日这一数据仅为5.13亿。短短2个月,中国网民激增1千万。截止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称,截至2012年11月11日,在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数已达70084个。由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主编的2012版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显示,近年来由于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由新媒体作为首次曝光媒介的舆情事件正逐渐增加,其占全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比例从2007年的略过半数到2011年的65.2%。网民群体的激增、手机上网的加速发展、微博尤其是政务微博的兴起,显示并助推着网络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和广大辐射面。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人们利用各种新兴媒体和信息通道通过互联网及时传播思想和进行交流,加快了网络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载体关注社会事务、参与政治民主,我国的舆情环境、媒体特点、监控手段、传播渠道、应对技巧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舆论的风向标,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其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远低于美英日韩(均在70%以上),但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
“舆情”是指公众在一定时期,关于各种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等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态度、意愿、政治信念、思想、意见和情绪的综合表现。网络新媒体引发的舆情主要是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指公众借助网络渠道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一些社会焦点问题、热门话题所表达的言论、态度以及情绪的总和,它具有传播广泛性、事件突发性、主体隐匿性和群体影响性等特征。 “舆情危机”是指,针对某一特殊刺激事项所产生的涉及民众利益较深较广的舆情,在一个相对短时间内生成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潮的“潮头”直接扑向事项刺激方(通常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刺激事项(通常为某项政策或决策等),并在一个社区或更大范围内民众中掀起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社会反映,最终,与事项刺激方或事项本身形成激烈的认识或观点对抗。如果事项刺激方在此时尚不能正确应对,“舆情危机”就可能立即或很快变成一场既包含观点冲突也包含行动冲突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根据舆情危机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可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即危机潜伏、诱发事件、意见形成、舆情形成、舆情回落以及舆情余波。由舆情危机产生的网络舆情从产生到最终产生影响的传播过程,大体要有六个步骤,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事件发生——刺激性信息传播——网民态度、意见和情绪的形成——网络交流互动——网络舆情的形成——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舆情危机的产生原因主要有公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社会突发事件的频繁报道、社会相关部门对舆情信息处理不及时等。新媒体的特点决定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重大事件,无论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是各种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无论是民众对重要部署、重大决策、突发事件的思想反映,还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舆论动向,稍有不慎就可能形成舆情热点或引发“舆情危机”。
而由于新媒体传播模式的交互性、传播形态的多样性、传播范围的超时空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传播时间的及时性等新特点,在危机信息获取、危机应对的准备和预防、危机的控制与回应、危机的恢复与重建等方面,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现状来看,虽然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媒体公关水平已有所提升,但存在危机意识、媒体公关意识淡薄、缺失事务性制度设计、缺乏专门的实体组织、缺乏专业人员、技巧不足等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突发事件频发,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媒体在满足民众知情权、优化社会舆论环境、推动突发事件解决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同时,新媒体传播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即时互动性等特性,决定了新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从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来看,引导网络舆情的最佳时机是在刺激性信息大肆传播的时候之前,这个时候介入并引导网络舆情,能有效防止负面影响的产生。
新媒体开放、及时、互动、共享的特点,使得危机信息具备传播速度快速化、形式多样化、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多样化、传播互动共享性、匿名性等特征,因而危机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递的渠道更广、信息控制和垄断更难, 而这就要求作为舆情危机的公关方及时进行理念变革。新媒体在危机公关中具有第一时间传播危机信息、动员公众参加危机处理、汇集公众舆论潮流的功能和优势,这就要求合理运用公关手段和政治权力,实现对新媒体的制衡和控制,有效利用新媒体化解舆情危机。
二、网络时代的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新时期,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新媒体的自由化与多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下情上达的一个理想窗口,是党和国家快速、直接了解民意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也被一些人利用网络制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给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上网普及率达到42.1% ;手机上网网民4.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上升至74.5% ,由于传媒载体的个体性、及时性、便捷性,舆情事件传播轨迹和速度也发生了变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 。2010年后,随着微博客和社交网站等自媒体的发展,这一比例继续上升。2011年备选“年度2O件热点事件”的33个案例中,新媒体实现议程设置、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超过传统媒体一成。网络曝光提速,当天被曝光事件的比例持续增长,2011年重大突发事件在事发当天发酵的超过半数。2012年网络媒介和舆论发展新特点:网络反腐专业化、常态化、娱乐化,引发更多关注和争议。十八大前后网络反腐出现新特点—— 类型多样化、起因复杂化、举报实名化、查处快速化。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叠加,社会各阶层积极上网喊话,意见领袖作用日益突出且构成多元化迹象明显。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日趋活跃的网络舆情对于我国舆论宣传和社会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网络舆情引发的危机事件激增,考验着政府的行政能力同时,也给党建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给党群关系带来的考验和挑战,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管理”挑战,给新闻宣传工作带来“引导”挑战,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安全”挑战,给党员干部带来“能力”挑战。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制”的关键时期,“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秩序的失范与重建、系统震荡的危险与机遇”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各群体利益冲突加剧。同时,以网络和手机为平台,以微博、论坛、社区为延伸的新媒体发展迅速,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社会舆情热点事件的主要起源点。然而,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还没有适应新的媒体环境,传统的“躲捂压”的媒体公关做法仍然大行其道;缺乏有效的、完善的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评价体系;应对网络舆情机制和流程不完善;互联网管理和法律法规不规范;对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党政机关因此面临了舆情困境:公众知情权被弱化导致信任危机;舆论推动公众维权趋向专业化、集体化;声誉管理过多依赖宣传主管部门;个体事件不断蔓延成“整体”质疑;政府或部门领导人不当言论波及政府形象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党建工作的理念公信力、制度公信力以及行为公信力。在当今网络新媒体发展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民众还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效互动不足、政治做秀之嫌、公信力不够、缺乏说服力等往往会引发舆情危机。许多党员干部对新媒体的发展规律和传播特点还未能完全掌握,对运用新媒体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员干部的应对能力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适应,当前运用新媒体密切党群关系的相关机制不健全,党建信息化工作的相对滞后与新媒体监督的广泛透明不相适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同时,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又为我们创造了空前的机遇。网络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整个互联网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与换代,网民聚集所产生的集体智慧开始主导整个互联网体系,他们所贡献的力量和智慧代替了原来少数人所控制和制造的影响,从而极大解放了个人的创作和贡献潜能,使互联网的创造力得到空前提升。新媒体以其交互性、即时便捷性、广泛性、开放性、多媒体性等特征,对当前构建良好党群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为新时期的党群沟通开掘了新渠道,为党教育引导群众开辟了新途径,为党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提供了新手段,为党接受群众监督打造了新利器。
三、政府应对舆情危机与党建工作新方式
要解决舆情危机问题,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就需要有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同时也需要对网络舆论加以合理的调控和引导。网络媒体凭借其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受交互强、运营成本低等显著优势在科学决策、政府改革、党的建设等方面给执政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话语主导权、应急处理能力、信息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如何将网络媒体带来的机遇变成现实,并将舆情危机降到最小,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媒体时代,政府“舆情危机”的治理方式是指国家管理者运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对舆情危机进行预防、预警、干预和处理,从而影响公众社会政治态度,使政府“舆情危机”朝着有利于社会和谐方向发展的工作方式。由于政府“舆情危机”往往要经历潜伏期、突发期、持续期、淡化期四个演进阶段,不同阶段政府“舆情危机”有着不同特点,因而其治理方式和方法也各不相同。
(一)舆情危机潜伏期的预防预警。
1、完善政府舆情信息汇集机制。政府舆情信息汇集机制是指针对舆情信息汇集要求,组织相关人员,构建信息收集网络,制定搜集标准,运用科学收集方法等环节为主的工作方式。我国舆情信息汇集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当前的舆情汇集主体主要是各级的党政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舆情信息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目前舆情汇集的平台在体制上比较完备,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政府职能部门或机构、媒体这四种,然而实际操作中,这些舆情汇集平台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作用。其次,舆情信息汇集机制的运转需要许多调查和分析方面的科学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电话调查法和网上调查法等,这些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2、完善政府“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舆情危机”预警机制是指从危机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开始造成可感知的影响这段时间内,政府制定比较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做到有所准备。“舆情危机”预警流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一是制定危机预警方案,就是针对各种可能的危机事件类型,制定比较详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二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持对舆情的第一时间获知权,加强监测力度;三是及时传递和沟通信息,与舆情危机涉及的政府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各部门协同作战、相互配合,判断危机走向,对预案进行适当修正和调整,以符合实际所需是危机应对的重要措施;四是发布舆情预警等级,在综合考虑国际惯例、相关管理规定及政府“舆情危机”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必要时设定政府“舆情危机”预警等级,并发布政府“舆情危机”的预警信号。
(二)“舆情危机”突发期的应急反应和干预。
1、加快政府“舆情危机”应急反应。一要反应快捷,在政府“舆情危机”突发后,要“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二要归口管理,要通过各种信息工作渠道,向有关部门上报有关的舆情危机信息,做到信息采访、信息报送、信息审核和新闻发布及时、准确、有序;三要积极引导舆论,有关主管部门要适时组织新闻发布活动,对外反映实际情况,及时引导社会舆论以平定事态,稳定民心。特别要注意做好网上宣传报道,主流媒体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要主动介入,利用网络迅速快捷、跨越国界的优势,努力抢占网络的制高点,以正视听。同时要适应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2.加强政府“舆情危机”干预。“舆情危机”干预的理想状态是当舆情出现反常现象时,政府能及时迅速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干预,使舆情回到常态。政府“舆情危机”干预机制运行通常采用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对话沟通平台、引领舆论导向、强行干预机制等方式。通过新闻媒体上的专家访谈、答记者问、权威人士的会议发言等等节目形式将筛选过的意见传达给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和调节舆情,当舆情危机通过激进的方式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威胁时,政府就要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来强行干预,使舆情恢复到正常的发展状态。
(三)政府“舆情危机”持续期的分析与研判。
1、加强政府舆情信息分析。政府舆情信息分析是针对舆情信息分析要求,组织分析人员,采取科学分析方法,以信息鉴别、筛选、加工、归纳和处理等环节为主的工作方式。政府舆情信息分析包括:对采集到的舆情信息按主题自动分类聚类;识别负面报道和不良言论、热点和敏感话题;分析舆情信息的倾向性;跟踪舆情信息;分析舆情信息发展趋势;对各类主题、各种倾向性形成自动摘要;对负面报道和不良言论、热点和敏感话题及时发现并自动报警;生成统计报告等。
2、准确研判政府舆情信息。做好政府舆情信息的研判,一定要善于全面思考问题,把握和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舆情“热”和“冷”的辩证关系,热点舆情是了解情况、判断问题、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热点舆情不是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全部反映,只有“热舆情”和“冷舆情”结合起来,才能满足决策者全面的信息需求。二是要妥善处理“一般”舆情和“个别”舆情的辩证关系,“一般”舆情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声音,而“个别”舆情反映的少数甚至是个别人的声音,只有辩证收集和反映不同阶层群众的反映和智慧,才能全面了解情况,作出科学的决策。三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舆情“定性”和“定量”的辩证关系。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要充分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这就要求舆情信息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各种办法做好对舆情“定性”的收集,以最大程度地反映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同时,又要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的知识,采取调查问卷、人员访谈等方法,对舆情进行“量化”的收集和整理,以用科学的数据反映各个群体大多数人的心声。
(四)政府“舆情危机”淡化期的舆情信息跟踪与反馈。
舆情信息的跟踪包括追踪、回访、救助、落实以及全程监控,是防止政府舆情危机再度发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并关系到政府“舆情危机”长期处置效果,对于处理好有关事件和应对复杂局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舆情信息的反馈包括内部反馈和外部反馈。内部反馈主要是指在舆情信息系统内部以简报、通报、评比、表彰、培训、考核等手段为主,对相关的信息汇集和分析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提出进一步的工作要求;外部反馈是政府舆情危机事件发生后,党政部门根据舆情信息,有计划地组织新闻发布等活动,及时引导社会舆论、以平定事态、稳定民心。
(五)面对新形势,发挥新优势。
党和政府需要通过立法、行政、技术等各种手段对网络媒体实施有效监管,利用网络媒体汇集民智、了解民情、完善监督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利用网络媒体技术,加强党建网站建设,创新党务日常管理工作;进行网络功能模块分工,创新党务工作模式;开拓网络信息沟通渠道;建立网络宣传学习平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完善网络监督平台,创新廉政建设环境;发挥网络对信息资源的整合作用,拓宽党建工作的领域等方面,推动党建工作的创新。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与群众交流互动,加强对群众宣传引导,提高领导干部信息素养,增强新媒体工作能力。
(六)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完善网络制度建设。
1、加大在管理监测方面的人力资源培养与投入,突破技术方面的限制,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此外,政府部门要继续加强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对网络进行管理,科学合理及时疏导网络信息,严格对网络媒体的准入许可、监督管理和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在管理层面上在一开始就做到防患于未然。人民网在国内在舆情监测体系的构筑方面已取得明显效果。
2、完善政府管理制度,在网络管理方面,要用法律规范来约束网络媒体的行为,强化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其次,要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范围和方式,建立严厉的虚假信息举报惩罚机制,通过法制手段打击网络暴民。也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有用经验,如:法国的《信息安全法案》、欧盟的《信息社会行动计划》、美国的《美国个人隐私与国际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等。
(七)大力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建立自觉约束机制。
1、加强网络道德伦理规范建设,开展网络文明创建,树立良好网络道德风范, 建立约束机制。在全社会进行互联网诚信与公德教育,倡导文明上网、文明办网。加强对网络版主、网络编辑等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强化职业道德约束,规范职业行为。加大对违背社伦理丑行的鞭挞力度,加强对以网络为媒介触犯法律的惩戒,营造良好的网络风气。延伸工作链条,积极开展网络安全、网络文化教育进学校、进课堂活动。通过系列活动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素养,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的侵蚀。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的作用,建立网络舆情社会引导机制。鼓励那些有坚定政治信念、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专家、学者、公务员投身网络评论,发出公正理性声音,有效引导网络舆情,消除有碍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发挥网络编辑、论坛管理者、版主在论坛管理中的合力作用,开展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理论修养、网络应对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为网络评论的产生、交流、互动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舆情环境。培植扶持一批不同领域的“ 意见领袖”,发挥他们的感召力量,引导不同意见进行理性讨论,正确汇聚社会共识。
(八)强化各方之间整体协同, 营造社会舆论环境。配置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办好主流网站,强化其权威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功能,发挥网络舆论主渠道作用。大力扶持公信力强、影响力大的门户网站,并加强协调,构建主流网站、门户网站在重大公共事件、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宣传报道、网络舆情引导中的协同配合。发挥传统媒体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 针对一些突出问题、热点问题,在传统媒体中集中解析回应,向网民反馈真实、透明信息, 避免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立体化多渠道展开舆论引导工作。
网络新媒体引发的舆情危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信息化条件下争夺网络新媒体阵地,占领思想制高点已经成为党建工作的迫切任务。每个时期,要能顺利推进党的建设,我们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技术手段虽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但党建的最重要的根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不能丢,不能弱化。在网络舆情高发的信息时代,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要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媒体优化与民众的沟通。通过和民众的互动,了解和掌握足够多的社情民意,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利益整合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增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全国文化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13年成果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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