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孕育巨大危险

    最近3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成功对接了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转移的历史契机，一跃成为地球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今的中国，不论从经济总量、科研能力、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看，都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仅仅看作是表述一种经济政策取向的中性词，而不是另一种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价值取向，让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贫富过度拉大。

    过度拉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然显现，一方面消解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正当性的理解，一方面减弱了人们对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满足感，同时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水平已经由一个相对平均的状态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几年，贫富差距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中等不平等”的国家。这种变化继续发酵，势必为将来的发展埋下诸多隐患，因此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的经济成长模式：在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和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只有日本、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国家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停顿状态。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没有快速拉大，这个国家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一例外。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

    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可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

    著名经济学者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的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得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贫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碍。

    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责任，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采取措施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在卢梭看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会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对中国来说，现在亡羊补牢，的确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走势。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农业税的减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改的推进、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等等。但突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进程。4万亿巨额投资在缺少监管的环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经济的下滑，保证了就业；另一方面，巨额投资中的贪腐现象和巨大货币发行推高的资产泡沫，也导致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几年来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几近付之东流。

谁先富了起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处于全球最低的范畴之内。这种超低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脱离计划经济轨道之后，私营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一部分率先下海的人先富了起来，一部分高级职业经理人开始富了起来，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富了起来。随着总量的增长、投资渠道的增多，一部分炒股的人富了起来，一部分炒房的人富了起来。

    同时，地区之间的贫富开始拉大，占据明显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就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在收入方面拉大了与西部地区居民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市场经济在的确立也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在每个阶段，人们获益的水平也不尽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进一步确立，每个阶段获益较大的人群自然会跟获益较小的人群进一步拉开收入差距，这也符合自然规律。

    可见，谁能洞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谁能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谁就能获得先机，率先富裕起来。这无可厚非，也不必以道德眼光对之强加否定和批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也造就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先富群体——他们更多的是依靠非法或者合法的方式侵吞社会财富。这个群体的迅速膨胀是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的更为本质的原因。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一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市场交织混杂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是经济赶超的卓有成效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模式，也必然为财富的巧取豪夺留下许多“空当”。

    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指引下，崇尚拥有财富而不问财富来源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笑贫不笑娼”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依靠非法或者合法不合理的方式获得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灰色富有阶层”“黑色富有阶层”迅速形成壮大。

    这个暴富阶层分布在“管、产、学”各领域，其核心特征是通过权力勾兑获得财富。他们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类是贪腐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帮助商人、企业获得特殊利益，或者通过提拔干部变卖权力，获得巨额贿赂。

    第二类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获得项目的商人。

    第三类通过在企业改制、上市、购并等途径瓜分国有资产，过多占取公共利益的企业家。

    第四类是依靠家庭背景或者特殊关系，掌握信息套利或者充当掮客的投机者。

    第五类是利用市场监管漏洞，以次充好，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商人。

    第六类是在企业运行中，通过贪污受贿，获得不法收益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理人。

    这六类人群的不断壮大，在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的同时，也极大地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导致市场失真，让一些真正守法经营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备的个人财富报税和核查手段，个人所得税事实上成为针对工薪阶层的工资税。房产税、遗产税税种也迟迟没有推出。依靠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收机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别说对“黑色财富”“灰色财富”的抑制了。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滞后，更加助长了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失业队伍的基本生活问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辅助更是杯水车薪。